什么是翡翠原石 翡翠原石云南

什么是翡翠原石

翡翠,也称翡翠玉、翠玉、硬玉、缅甸玉,是玉的一种,翡翠颜色呈翠绿色(称之翠)或红色(称之翡)。翡翠的定义:翡翠又名翠玉,是在地质作用下形成的达到玉级的石质多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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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翡翠市场不如广东?广东商帮在云南的崛起,及云南商帮的衰落 | 云南翡翠

云南翡翠市场不如广东?广东商帮在云南的崛起,及云南商帮的衰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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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云南,是清朝中期最早把翡翠从缅甸输入中原地区的市场枢纽,但随后数百年里,由于经济落后、交通不便和地缘政治的原因,云南一直没有形成足以立足云南,辐射全国强大的商帮

云南,是清朝中期最早把翡翠从缅甸输入中原地区的市场枢纽,但随后数百年里,由于经济落后、交通不便和地缘政治的原因,云南一直没有形成足以立足云南,辐射全国强大的商帮势力,反而是广东商帮花了近150年的时间在云南落地生根。

在云南近200年经济发展史;里,前有“江西佬”掌控云南最大对外通商口岸——蒙自市,后有“广东佬”掌控曾有“小香港”之称的河口瑶族自治县。反观云南本地商帮,只能在本地市场掌握利润微薄的下层环节,经济抗打击能力脆弱,而且在组织文化、制度、观念上皆不成熟,最终依靠外来力量和抗战刚需轰轰烈烈地崛起,也随着经济改革而消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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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商帮?

所谓商帮,就是在传统“士农工商”环境下,商人们抱团形成的一股区域社群力量。以地缘和血缘为认同基础,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,以“相亲互助”为宗旨,以会馆、公所、义庄、祠庙等为活动场所,来从事商业活动。

自明清以来,地域性商帮组织的地位,从来没有得到朝廷在制度或法律层面上的认可,只是一种松散型的商业组织,但他们通过一系列的长期商业活动,已探索出一整套的组织架构和运行管理规范,得以从商业的上中下游去操作商业活动,比如今的商业协会统筹下的力量,都要强大得多。

商帮的出现,主要是经济形式决定的。传统社会信息非常不透明,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隔离,且传统手工业多是父子相传、家族经营。当生意向外部扩展时,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,不安全感也会快速扩大。这时候同村的,同族的经商的人,基于相同的语言、风俗和生活习惯一起报团取暖,是增强安全感,降低风险的极佳方式,商帮组织因此大范围大规模形成。

我们常说的“十大商帮”指山西商帮、陕西商帮、宁波商帮、山东商帮、广东商帮、福建商帮、洞庭商帮、江右商帮、龙游商帮、徽州商帮,大多起源于19世纪,鼎盛于清朝中晚期,活跃于鸦片战争后,相继衰落。不过他们一部分组织、传统和文化保留了下来,并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活跃,如山东商帮、浙江商帮、苏南商帮、闽南商帮、珠三角商帮,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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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馆制度——商帮如何把利益制度化

如果只是吃喝玩乐,感情交流,只有“商量”,没有“帮忙”,就不足以搭建起一个商帮组织。因此才有了“会馆”。

据说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朝永乐年间。所谓的“会馆”,就是在寺庙或行宫里划出一个讨论事情的地方,例如两湖帮的寿佛寺;四川帮的西来寺,江南帮的兴福寺、福建帮的火神庙、天后宫;陕西帮的关圣行宫、江右帮的萧公祠、云南帮的彩云观、两广帮的两粤会馆、关帝庙等等。以集会之名增强凝聚,制定章程;行商议之实解决纷争,拿出对策。

在会馆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,逐渐探索出最少六个层面的组织功能,让松散的商人联盟变成如臂使指的商帮。

第一个功能是“信息交流”,包括市场信息交流和借贷信息交流,让初次涉猎该地方市场的商人,可以通过会馆信息交流,基本了解一个地区的风险环节和市场机遇。

第二个功能是“行业规范”,就是抱团起来的一群人,串通一气,用自己熟悉的语言、熟悉的货币,熟悉的交易方式、熟悉的度量衡,来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和垄断,降低交易成本,创造更多的利益。

第三个功能是“建立信任”,会馆形式的封闭性和仪式感,可以加强商帮内部人员的感情交流和经验借鉴,遇到危险时还能快速抱团,降低损失和利益最大化。

第四个功能是“仲裁纠纷”,在商业法律不规范的时候,会馆还能充当一个内部的仲裁者,用最快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,减少商帮内部的内耗。遇到外部压迫需要集体诉讼时,还能每个商户按照规模、地位大小,出一份份子钱,以最低成本维护商帮成员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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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个功能是“增强博弈”,在遇到官府剥削,外国势力侵占,地头蛇勒索时,单一商户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但当会馆出面介入后,商帮成员在当地的商业行动,都可以获得极大的便利。例如广东商帮和福建商帮在进入天津市场时,通过自身驻扎在当地的会馆与当地官府展开谈判,使得最终极大地简化帮会成员载货进入市场时的纳税手续,避免时间损失。又保护成员的合法财产不受当地宗族势力侵吞。

第六个功能是“形象管理”,由于商帮信息交流的巨大作用,内部成员作奸犯科后,不仅会受到官府打击,还会受到商帮内部的惩罚,轻者罚款,重者开除出商帮,而且消息流通迅速,对商帮成员有阻吓作用,还能反向敦促商帮成员进行自我形象管理,进而建立更好的市场声誉,促进全体成员更好地抢占市场。

广东商帮与云南商帮的优劣势对比

从清末至解放前夕,广东商帮和云南商帮互有竞争。总得来说,广东商帮占优势多,云南商帮占优势少。

广东商帮的靠山是广东本地官府,甚至依靠本地宗族势力一度发展成“士商”,就是士大夫结合商帮。而云南迤西三大商帮(腾冲商帮、鹤庆商帮、喜洲商帮)的崛起,得益于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介入,一旦外国势力在中国面临失败,云南商帮势力就会大幅削弱。

因为“士商”的特殊背景,广东商帮非常重视中高等教育,甚至会出资鼓励学习好的家族子弟考取功名,再让有功名的子弟挡光后回馈商帮。而云南商帮崛起时间不足百年,虽然也有公立小学帮助族内小孩读书识字,但学识仅限于有助于做生意,不重视中高等教育,经商赚钱之风更为浮躁。

广东商帮组织化程度更高,除了会馆制度的管理,还有乡族组织、联姻制度、祠堂祭祀等辅助制度,组织战斗力更强。而云南商帮之间相互还有内斗。例如云南迤西三大商帮之一的喜洲商帮,内部就有“四大家”、“八大中家”和“十二小家”,内部盘根错节。

广东商帮竞争意识强,对地缘格局的变化反应灵敏。每次通商口岸变化都会快速拿出积极应对方案,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开通后,都不惜花大力气重新布局经营网络。而云南商帮对竞争反应较慢,每次总是比广东商帮慢半拍,久而久之劣势越发明显。

在生活习惯上,广东商帮推崇节俭持家,鼓励节约用度,以挪出更多资金从事商业经营活动。而云南商帮推崇奢靡的生活排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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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永昌祥简史》记载,云南商帮成员“发了财后,燕窝、银耳、鹿茸、洋参是经常吃的,办酒席时还有熊掌、鱼翅、马鹿筋等山珍海味,一桌酒席所花费用足够当时一个工人两年半的工资。”

至于云南商帮的掌舵人,那是更夸张,“穿着用品也是挥霍无度,皮袍子上百件,进口毛毯三四百床,衣料箱子一两百柜,高档杯碗餐具好几十桌在喜洲商帮中司空见惯。”奢靡的生活不仅限制了商帮成员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金,还会腐化人的思维和情操。

地缘格局的影响

我们可以把广东和云南经济,放在“粤滇经济共同体”下去观察,就会发现,粤滇经济对云南本地商人非常不利,对广东商人很有利。

虽然云南和广东同属于珠江水系,但限于当时“水道曲折倾斜,焊流湍急,难于通航”,云南和广东贸易往来的都是稀缺货,铜、锡、翡翠等稀缺矿物主要由云南输往广东。由于陆地运输和水道运输不便,两地经济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。

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,珠三角洲口岸群被外国势力武力打开,广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率先辐射到云南地区,广东商帮在云南地区活动加强,并逐渐站稳脚跟。

咸丰同治政权交接之际,云南出现起义活动,导致原来四川商帮、江西商帮势力选择退出云南,广东商帮借机把云南市场做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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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商帮在云南做大的第二次契机是,1889年蒙自市场开放。早年广州商帮势力主要集中在昆明,蒙自开放后,火速转移至蒙自,并通过其在香港开始的店铺,与蒙自进行进出口贸易,获得巨大的利润。

这时候的云南商帮还没形成巨大的势力。因为1850年成立的鹤庆商帮,主要活动范围还在鹤庆本地;腾冲商帮到了1902年后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刺激下,商业活动才活跃起来,形成规模优势;喜洲商帮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,才与本地军官势力勾结,崛起一时。

而在云南商帮发展鼎盛的1920年,蒙自早已是广东人的天下,而河口县则被称为“小香港”,当地人口80%是两广人员。广东商帮不仅在当地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,定期在关帝庙集会议事,还成立大大小小的“舞狮队”,作为安保组织。

如果说,这些还只是“术”层面上的比拼,那真正让云南商帮毫无反击之力的,是对交易流程的垄断。广东商帮以层层收取“手续费”的方式,在交易环节拿走了大量利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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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云南出口大锡为例,先从铁路转运,到海防后,经由法国人或广东人经理,大部分送到广东商号负责,期间上货、下货、出入仓库、保险都有广东人全权调遣处理。抵达香港后,货物下船、提仓、入仓也都是广东人负责打理。而且矿石成色有差异,不能直接与外国贸易,又要通过广东商帮提炼和销售。

广东商帮在多个交易环节层层介入,每当云南大锡原料出口7000吨,广东商帮从中间环节提取的费用就高达当时的180万元。缺乏议价权和没有中转销售能力,是云南商帮商业优势难以积累的关键。

而这个关键,又是云南商帮所不重视的。抱着原料就能发财,为什么要开发其他能力呢?

翡翠玉石市场的转移

腾冲,位于中国滇西极边之地,古有腾越(或藤越)、腾阳之称,是通往缅甸、印度等东南亚、南亚国家的要塞之地。

腾冲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翡翠加工业发祥地,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。不过,如今腾冲翡翠产业风光不再,曾经独大的市场被德宏的瑞丽、广东的揭阳、平洲、四会等市场瓜分。

“自两汉以来,腾冲就成了工商云集的地方和重要的通商口岸”。因此,腾冲商帮自出现以来就与缅甸、印度等外国贸易相伴随。当地就有很早就有“穷走夷方,急走厂”的说法,“走夷方”就是到缅甸等外国经商谋生,“急走厂”就是到矿厂经营玉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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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交通不便、闭关锁国等原因,在1950年以前,腾冲一直是缅甸翡翠玉石最大的集散地、交易中心和加工基地,被称为“翡翠城”,也是全国唯一的翡翠玉石进口通道。

自从1902年将腾冲设为贸易关口,英国控制了滇缅贸易大权,并通过减免关税刺激贸易繁荣。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,1938年滇缅公路启用,腾冲商人不断走出缅甸,把翡翠玉石带向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。腾冲商帮的翡翠玉石生意规模之大,一时无二。

腾冲商帮的大量资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,大量投资翡翠产业等实业,实业兴邦,一时间商铺林立,在腾冲这个地方大小商人就有三、四千人。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,日军侵华步伐加剧,并快速扩展到云南地区,1942年日军侵占腾冲,直到1944年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,期间腾冲遭受巨大的破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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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的全面侵华,直接破坏了腾冲的翡翠市场,也间接导致英国势力退出云南,当时被称为“小上海”的腾冲,在英国势力退出后,英式的管理方式、经营方法、集资方式、玉石厂岗税的拍卖方式等,也逐步被日军粗暴的管理方式所取代,在光复后对现代金融管理制度也丧失了传承。

抗战时期,腾冲人口不过19万,却有商户40余家,翡翠玉石加工户2000多家,翡翠商业密度非常高。如今腾冲人口65万,翡翠玉石加工户不过260多户,早已物是人非。在翡翠行业,市场销售是量的变化,翡翠原石原料加工才是质的飞跃。

腾冲的加工户数量,远不如在广东揭阳的阳美村。阳美村人口不过2800多人,却有翡翠玉器加工生产贸易企业400多家,专业从事玉器加工生产贸易人数1500多人。据官方数据,2005年阳美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就高达8000多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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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观广东商帮,早在蒙自开放以后,就沿着通商口岸,密集分布在云南的贸易口岸和铁路沿线,打造“华南经济区”,并想方设法把云南经济囊括其中。同时积极在云南创办各类城市建设和公益项目,打造口碑。

广东商帮还在云南开设大型日杂用品公司、开办云南最早的针织工厂,帮助云南土布抗击廉价进口的洋布,积极拓展商路。在滇越铁路开通的前夕,广东商人1909年创立了著名的宝兴矿业公司,当时雇佣了一万八千多名砂丁,规模巨大,多个加工流程都率先采用了先进的机器。

1913年.当地报纸《共和滇报》称广东商帮“营运之勤能,智虑之周密,交际之和蔼,皆驾滇人而上之。”并概况当时的商业环境为“川粵日见其进,云南日见其退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广东阳美村就大力买好料,甚至组团买。每年缅甸公盘,阳美人都会包飞机去缅甸参加赌石公盘,大量优质缅甸翡翠原石流入阳美,高端翡翠玉器加工90%出自阳美,缅甸高端翡翠85%流向阳美,持续强化了阳美玉雕的口碑。

阳美玉雕,是全国乃至世界公认的玉雕区域品牌。阳美玉雕汲取了传统潮汕木雕、石雕、陶瓷、潮绣、珠绣的艺术养分,把传统玉雕技艺融会贯通后,形成独树一帜的“揭阳工”,不仅在调水、调色、调光上有独到的雕玉技法,小到一根头发丝,大到追求翡翠玉雕整体的艺术美感,从精致、精细、精严等方面制霸市场。

云南翡翠市场不如广东?广东商帮在云南的崛起,及云南商帮的衰落
市场所有需求,都是成双成对的。有“揭阳工”的出品精、出货慢、雕刻细,就有“四会工”的成本低、出货快、雕刻灵。成本低,是指四会工往往追求神似而放弃细节,一条鱼能少雕几片鳞片就少雕几片,花蕊能少几根就少几根;出货快,是指四会工以量取胜,成品周期短,做工大气不纠结;雕刻灵是指四会工不挑料子,只要摆弄生动,就敢放手去雕。

还有佛山平洲玉器街,则是以素面翡翠玉镯销售为主,手镯销售占比90%,全世界80%的翡翠手镯皆出自平洲。追求翡翠手镯高性价比和极致的种水色,是平洲翡翠手镯的特色。

各自有各自的定位,追求市场效益最大、客户价值最大,这是广东商帮的传统,广东商人的传统。不仅把翡翠当作一门生意,还把翡翠当作一门艺术,哪有不崛起的道理。